中美科学家破解白色污染：降解物生产柴油

道德生活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真实而直观的生活样态，是人伦日用的真切表达，而这也正构成了原始儒家道德哲学产生的底色与基石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价值的特色只有在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中才能越来越牢固地确立起来。前者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中心主义。

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是普遍和特殊的绝对化。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方法论的角度搞清楚，也会在对中国价值的认识方面产生种种混乱。那么，对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是不是就完全不能作普遍与特殊关系层面上的理解了呢？当然不是。这条道路一直会延伸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从而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文明大国和文化强国。叶险明，2012：《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在现实的思想文化活动中，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及其相互间关系往往被西方国家的两面性所搅局，即：一方面，自近代以来，的确是西方国家在自由、民主、法治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历史的前列，故对推动共同价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向西方国家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习，成为必然，虽然共同价值所涵盖的内容并非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官方及其意识形态，又通过把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的独特性巧妙地编织成为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模式，用以实现在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控制，这就会不断引起人们对自由、民主，法治等的疑惑以及对本国价值观发展方向的误判。在这样的情境中，社会科学常常沦为展现博学和卖弄知识的舞台，专业知识往往成为研究者自以为是和自我膨胀的工具。

赵汀阳，2000年：《赵汀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李连江，2015年：《在学术界谋生存，做学术的功与名》，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纵横讲座上的第三讲。2.社会科学话语系统缺乏公共性 在圈子认同的诱导下，正如人们已经私有化了许多东西一样，学术研究成果在不知不觉中将语言私有化了（朱特，2013年，第113页）。许纪霖，2006年：《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载《学术月刊》第11期。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化，学术研究对象更加细化，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学科分化更趋严重（左玉河，第12页），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要在某个特定专业的框架中工作，而且一般要在一个特定的学科结构中进行教学（吉本斯等，第19页）。今天人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例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大多均形成于19世纪末期。

不幸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还常常要求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拒绝公共问责（索维尔，第4页）。在这种境况下，公共责任伦理至多只是个人心志伦理的附庸，沦为任由个人心志伦理支配和摆布的对象。然而，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以下三种趋向：一是研究的小圈子化。其成果的适用性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离开适用性的检验，它的质量便无法判断

我认为，人类世界建构了三个无与伦比的文化奇峰，一是西方哲学。到了一九七六年，他甚至被揉捏成与林彪同一级别的反革命罪犯，即身兼历史与现行双重反革命而被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确实，儒家思想体系只提供个体人格的根据，并没有提供物质性的（或称现实性）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根据，例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劳动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也就是说，被当作面团随意揉捏，那才称得上最可怜。

一个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民视为心灵的历史伟人，被污蔑、被践踏、被糟蹋到如此不堪的地步，真是匪夷所思。把孔子与宗教硬拉扯在一起，从根本上说，是文不对题，是大倒退。

因为孔子与儒家思想体系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弱点。就学问的形态而言，则有政治儒学（以董仲舒为源头）。

我曾著文指出，五四之前的中国，缺少逻辑文化的资源，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孔子诞生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孔子是打不倒的，像一九七六那样利用政权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扼杀也打不倒，更勿论其他。通过反孔而呼唤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通过反孔而呼唤科学与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念 ，这是巨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巨大的历史功勋，它带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思想解放与身心解放。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乃是一个未完成式，它需要我们思索下去，探讨下去，直到最后找到孔子的出路。那时，他连孔子孔先生都不许叫，只能称他为孔丘与孔老二，其可怜的程度达到了极点，连被受管制的四类分子都不如。现在有些学人正在鼓动孔子还乡团，重新打出祭孔旗号，企图重蹈近代孔教会的绝路，这种让孔子充当救世主的乌托邦肯定要破产。

我们讨论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而没有个人、个体、个性的权利与地位，现代社会不过是一句空话。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只被打断了一条腿，而孔子则从头到脚全被打碎。对于孔子的这种悲惨可怜命运，每个中国人都负有责任，都应当有所反省。

确立这种新道德形式，需要长期探讨与试验，它永远是个动态性的未完成式。现在，国内学术界有人说，中国文化从来不讲个人，所以今天不讲个人尊严与个人自由也可谅解，这是完全错误的论点。

中国文化是个巨大的时空存在。进入专题： 孔子 。第三条出路是回归原典儒学，打通孔子与普世价值的血脉，即打通孔子与世界思想诸子的血脉，以创造中国的现代精神自式，包括文化自式、思想自式和道德自式。让孔子走向政治要失败，让孔子走向宗教，把他打扮成以通达鬼神的教主，也肯定会失败。

时而是精神导师，时而是巧伪人。他们在世时就把孔子本人与后世对孔子的变形二者分开，而且对自己的基本行为（即把提出个体自由与打倒孔子连结起来），有所反思。

这条出路，如果用世俗的语言表达，即读孔子的原书，听孔子的原话，但不做孔子的好战士，只做孔子的好学者，好阐释者与好创造者。五四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显然是情绪有余理性不足。

例如对于孝道，我们就可以回归《论语》关于父父子子的原始论述，并打通孔子与普世价值的血脉，用自由与平等的现代理念给予思想的洗礼，扬弃父为子纲的家庭专制逻辑，从而确立以情为本体的新道德形式，其中包括道德规范，也包括人伦责任。中国国内，四种儒学正在博弈，但我认为，回归原典儒学最实在，这才是孔子的出路，也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

于是，有孟子的孔子，有荀子的孔子，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有王阳明的孔子，有曾国藩的孔子，有康有为的孔子，有毛泽东的孔子。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谁是最可怜的人？我自问自答，答案是，从后战国时期至今，尤其是最近一百多年，孔子乃是中国最可怜的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儒学不断发展。这是因为孔子与儒家本身是排斥神世界的重人情重现世文化，是立足于人类应当自强不息的文化。

今天，我们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我觉得，第一个出路就是要反省自己的丑陋行为，清洗自己身上的政治病毒。这一功劳绝不亚于大禹治水，所以我们要永远铭记。

正因为这种痛苦，才产生了五四后鲁迅的《墓碣文》这种惨烈性的散文诗。我们今天在学理上肯定孔子又肯定五四反孔的历史功勋，内心也是痛苦的。

今天，我还要说明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毕竟是很有文化的先驱者。有宗教儒学（以康有为的孔教会为典型）。